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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借
人地唔借我借　理賬９３６４ＸＸＸＸ陳生
──《東方日報》，日期：29/11/2004，版面G5，商業欄

不難想像，在這一小格的分類廣告中所描述的借貸活動並非一般主流金融機構的服務，傳媒標籤這類放款活動為「大耳窿」(又或高利貸活動)，但是，何謂高？誰屬低？這個原本應為主觀的標準，卻被香港法例以一種權威論述所釐定：「任何人(不論是否放債人)以超過年息百分之六十的實際利率貸出款項或要約貸出款項，即屬犯罪（註10）」。眾所周知的是，香港的形象，素來由完善的金融業建立而成，在資本主義及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之下，金融機制被塑造成建立私有財富的主要工具，從借貸中再造自己的財產、建立自己的身份及地位。

而且，財富在當下現代化的香港社會上，除了原來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外，原來還有一種象徵價值(symbolic value)，其價值更被都市人普遍性地認同。如此，都市人追求財富，在換取物慾上的歡愉外，還可展示自己的身份，象徵著自我被確定為某一階層。

陳果導演的電影《香港製造》描繪出一種公共屋村中的悲情面貌，高利貸追數人在屋村走廊的牆壁上以血色的符號化大字追問借貸人，確實令人有齒冷的感覺，偏偏，在屋村中的公用電梯之內，佈滿的卻是放數人的宣傳廣告單張，陷阱與刑罰，同時呈現在公共屋村這個環境之內。這就活像一套寄居在公共屋村的森林定律，引誘或是扶助？迫害還是公義？還是，在資本主義下的香港，「欠債還錢」四字就是最擲地有聲的權威性辭令。

在屹立著冰冷的公屋叢林之內，這裡呈現了汰弱留強的森林定律，適者生存。同樣，分類小廣告被用作為社會規範以外的表述空間，這則小廣告可被視作一個補獵者設計的陷阱，同時也成為弱勢動物所期盼的救生艇，兩者看成是相互矛盾，但又兼收並蓄。

高利貸集團作為放款人，從來沒有向借貸人的身份投以歧視目光，放款人以高利率作為利潤，從來不顧借貸人的學歷、年齡、性別、身份、收入、社會地位等。另一則廣告文本如下：

一定借
主婦新移民三行散工綜援失業公務員小販司機自僱人仕各行業每期供數佰無須入息證明無須擔保十五分鐘批核9313XXXX林生理賬
──《東方日報》，日期：29/11/2004，版面G5，商業欄

以上文本正好呈現出社會有關社群身份的迷思，被歧視的弱勢社群在得不到建制保障下，可以怎樣？在另一齣充滿諷刺色彩的香港電影《反收數特遣隊》(導演邱禮濤)中，故事圍繞香港警務人員因樓宇負資產、賭博而欠債，並借高利貸的現實情況，電影以嬉笑鬧哄的手法戲謔社會上的權威者(警務人員)，當放款人公然到警署「追數」，便塑造出荒誕的「誰是弱者？」的身份疑問。在此，我借用Michel Foucault在《瘋狂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精神病史》一書的論述，瘋狂的精神病人與醫生其實處在一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醫生被賦予權力去解釋精神病人的生活，並有權力控制他們的生活。

當身份的解釋權在權力分子之上，當權者往往把社群定性、劃分、制度化及非人性化。這樣的社會就是「人人平等」、「充滿機會」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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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放債人條例 (Money Lenders Ordinance)，第24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