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pshot 快拍

杜琪峰由商業化走向風格化，再分裂成兩個個體，半俗半貴，商業化俗套片有《我左眼見到鬼》、《瘦身男女》、《嚦咕嚦咕新年財》，另一半則拍出風格化作品《鎗火》、《PTU》、《柔道龍虎榜》，兩條腿走路，似平衡，偏偏我仍期待二合為一，最終能拍出融會貫通的不朽之作。

新作《黑社會》是老題材，大有機會拍出雅俗佳品，可惜導演風格凌厲之餘，劇本卻是平平無奇，由選舉龍頭舖開，寫出來的明爭暗鬥卻未有突破，箇中的權術角力不見妙筆，似曾相識，只剩得有硬橋硬馬的暴力格局，剛陽十足，餘音不存。

未知是放映問題還是攝影出錯？我看電影時屢次發現焦距失準，人景鬆郁，這對風格化的效果自然打了折扣，不過，這趟最欣喜的是剪接與配樂，譚家明的刀法為一灑滿地的劇情重新拼合，幾場重頭戲的平行剪接既是交待劇情，也凝聚出一種懾人魔力，也難得羅大佑的配樂不搶耳，強勁的節奏感有如山雨欲來，貫徹全片氣氛，只恨片尾突然傳來女聲主題曲，曲詞俗氣撲鼻，有突然跌墮十八層地獄之感。

數不清片中究竟出現了幾多位黑道人物？一大堆有名字及忘記名字的演員出出入入，眨眼間實難辨出角色中的權力分配，印象也難免模糊，這與《PTU》的一Beat五人行大相逕庭，或者，杜琪峰導演今次描繪的個體單位是「字頭」，不是人物，愛龍頭棒，不愛人。

是市場轉移還是時勢呈現？徐克與杜琪峰兩大導演的近作皆有說不清的人情纏繞，開了個頭，《七劍》之謎自然留待系列電影上場時逐一解剖，《黑社會》下半場又是否理所當然的古天樂、張家輝呢？不論雪茄大導也是，寸爆大導也好，誰是誰非都好，我作為觀眾依然引項以待，喜見大師歸來。

吶喊的空間
當報章雜誌、電視無法呈現出弱勢社群的真正的說話時，分類小廣告就成為了弱勢社群的報告牌，是沒有權威者參與的論述，也沒有知識份子（如社會工作者）在剝奪弱社群後的再現(represent)。在「聘請」、「租房」及「借貸」的廣告中，是借用了資本家、包租人、放款者的身份，利用他們的語言去刻寫(inscribing)出弱勢社群的生態，是一種由權力所維繫和決定的身份呈現；而在「性工作」、「尋人」的廣告上，是一種由弱勢社群自我開闢的「場地」（field），逐步去爭取在主流媒體的出現，發表自己的話語，當中含有弱勢社群應當擁有的抗議和政治要求的味道。

香港報章是私人企業營運的，是「私有」的產品，也正如本文開首的說明，分類小廣告的目標是增加收入，但由於在現今資本主義的前題下，廣告主人成了廣告文本的主導者，由主導者去作出第一身的論述。在分類廣告版面拼合的特性下，分類就仿佛成為了一個Jurgen Habermas論點下的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是不同社群在此作出公共論述(註16)。當然，這只是一幅假象，在這個「公共領域」的開放性是有所限制的、是需付費的、是受到領導者(Hegemony)所規範的。

確認（身份）與部門
但從當前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來看，報章確成為了一種不能取代的大眾媒體，而當中的分類小廣告發揮了一個凝聚弱勢社群的功能，這個角色的重要不下於一般的志願機構，弱勢社群借用小廣告的版本，尋找希望（工作、住屋、金錢、客戶、失去的親友等），令他們在這個不斷鼓吹現代化社會下有所依歸。

在分類小廣告版面中，弱勢社群找到了身份的認同。所謂認同，是表示一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特徵的理解，在這個場地（field）中，圍繞著的全是來自不同類型的弱勢的聲音，是一幅沒有拘謹、蔑視的圖像，弱勢社群找到了一個發聲的權利（雖然是要付費的），一個被他者的承認的空間，在這種最原始、最根本的尊嚴及相互尊敬的原則下，弱勢社群的得到了認同。

志願機構被稱為「第三部門」（註17），是作為「政府」和「市場」以外的民間力量，其所發揮的協調、凝聚、互助作用，正屬社會資本的重要功能，美籍學者L. M. Salamon在論述「第三部門」的功能時，認為這是政府與志願機構建立了一種伙伴關係(partnership)的內在機制（註18）。

在此，我認為報章分類小廣告的角色就如多元化社會上的「第四部門」，這個部門沒有和政府達成一種伙伴式的內在機制，甚至只是個別社群自掏腰包建立而成，但由於這個小小的廣告版位沒有特殊的吸引力（設計上及編排上），反而沒有大型的私人企業去干預或支配，成為一個社群各自發揮的版面，是一種充滿日常政治抗爭意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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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重〕建構公共空間》，輯錄於《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夏鑄九著
註17：三部門這個概念在1970 年代末的西方開始形成並流行，如今已經影響到非常廣泛的社會領域。據統計，現在在美國的各部門中，大概20％的勞動力和15％的經濟總量存在於第三部門，而且越來越大，形成一個潛力非常巨大的新潮流。這裡講的第三部門，現在有人稱為“志願者部門”，有人稱為「非政府組織」，就是所謂的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還有人稱之為「非營利機構」，也就是NPO（Non -Profitable Organization）
註18：《非營利領域及其存在的原因》，萊特斯．賽拉蒙，輯錄於《第三域的興起》，李亞平、于海編選

尋洪家榮
70年望見報後給我電話慰我對你的苦苦思念只要一聲問候已夠9476XXXX
──《東方日報》，日期：1/12/2004，版面C41，尋訪欄

政治家及社會學家把「全球化」、「現代化」、「資訊時代」等辭彙說得朗朗上口之當下，報章上的尋人啟事又有甚麼功能？只需數十元成本的小廣告，能否達到成果？又或是弱勢社群僅存的吶喊？

引用學者李歐梵的說法，當下的香港是「過份現代化」（Excessive Modernity）(註13)，是拆毀／建築／再拆毀，新建築之上找不到過去的痕跡，政府官員也沒有渠道幫助弱勢尋找記憶（歷史），就連資訊爆炸年代的電視、報章也沒有扶助社群的尋人渠道，弱勢社群就只有借助志願機構之力，如紅十字會自1951年開始為有需要人士尋找因天災或戰亂失散的親屬，當然，假如弱勢要在主流報章中爭取一點空間，唯有以低成本登廣告吧了。

事實上，綜觀每則尋人小廣告的文本，都會發現文字間充滿了情感，投射出一種依戀昔日的感覺，昨日對比今天，情感的高低起落，成為無依者的一種情感書寫。

李碧華編劇、關錦鵬導演的《胭脂扣》電影中，如花作為人世間的他者（她是來自陰間的鬼魂），也身兼妓女及貧窮(身上沒有錢)多種的弱勢身份，為了尋找她的十二少，她只有登報尋人，試圖在面目全非的現代化的社會上找尋失落了記憶、失去了的光采。不難發現，一則尋人啟事在社會功能上不只是實事求是的尋覓某某芳，更重要的，是這則小廣告作為一種依賴、一種信仰，或者抵得上外展社工的千言萬語。

學者周蕾在「愛情信物」一文中提出，假如科技縮短了空間距離，使人不用再因為分隔而引起哀傷離愁，那麼這同時也意味著，由於穩定空間前所未有的分崩離析，我們與過去的關係也隨之劇變(註14)。如此，當下失去的，倒不如尋找過去。

尋找信教中年男士上海人
四五月間我從台灣來港姐去銅鑼灣上海店吃點心。你見我是上海人激動邀我晚上同去北角教會。我是佛教徒，不知所措離去了。我語言不禮貌，心中內疚，我已尋遍北角教會，願神和佛的力量再次相逢，如此人是你請來電香港(852)6201XXX傳真(852)2890XXXX來信香港銅鑼灣郵政局郵政信箱31XXX號范女人收
──《大公報》，日期：26/11/2004，版面B11，尋訪欄

上述的一則小廣告不是任何一齣電影或小說中的情節，而是活生生的，呈現在當今的香港社會。不論是建築、是人物、還是記憶，社會上原來存在一些人對現世有所期盼、有所渴求。

因為缺失 (lacking)，所以尋找，弱勢社群在報章的分類小廣告中找尋一個他者的世界，這符合了正如Michel de Certeau所論述的身份疑問，他們在當下得不到應有的平等的身份認同，他們唯有相信未來（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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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都市漫遊人》，李歐梵著
註14：《愛情信物》，輯錄於《寫在家國之外》，周蕾著，中譯：羅童
註15：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Michel de Certeau

上海波霸
200元40吋大真波雪白溫柔舒筋旺角洗衣街1XX ＸＸ大廈1字A 2396XXXX
──《東方日報》，日期：1/12/2004，版面F2，醫藥欄

性工作並不是一直都被視為邊緣份子，中世紀時，法國南部的每個小鎮都有自己的Stooge或公共房舍，人們將這些地方稱為熱水澡堂、浴池、及妓院；在性交易還沒被當作犯罪時，公共浴池還分成兩種，一種是非娼妓和伴侶用的，另一種是娼妓和客人用的──而有時兩種浴池是由同一個女人擁有（註11）。

不論是中世紀還是當下的新世紀，圍繞我的問題是「女性究竟有沒有當性工作的權利？」今日的社會把性工作邊緣化，剝奪了性工作者應有的權利，這則小廣告刊登在主流報章的「醫藥欄」，把原來「明買明賣」的性交易，一下子變得「特硃化」起來。

香港報章一直以來都有設立「風月版」（色情資訊版）作招攬讀者的注目，以一種充滿歧視欺壓的筆觸撰文侮辱性工作者（又或是性行為中的女性），藉官能上的快慰來加強男性中心思想──沙文主義（Chauvinism），在這種偏頗的描述下，性工作被完全扭曲，掏空了性工作者的人性面貌，把性工作者推向社會邊緣，也令性工作者失去應有的政治權利及身份。

面對當前媒介上的歧視，性工作者惟有利用分類小廣告中的醫藥欄或徵友欄，呈現出其生存的抗爭力，以「上海波霸」為大字標題，既是引用跨國主義的想像，更是展示出文字面對圖像的抗爭力，抗衡對像是那些與報章「風月版」編輯連繫緊密的、充滿霸權的、剝削性的、經營色情行業的資本家或三合會組織。

為甚麼性工作會總是與三合會組織扯上關係呢？正是由於這些女性長期受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壓迫，在社會上，這些婦女大部分都不能自己「發聲」，要由男性或外人「代為發聲」。當然，在這方面，隨了涉及到弱勢社群「如何發聲」這一論題外，更進一步的呈現，是社會上有關歧視女性的問題，凡是沒有男人保護的女人都得任人處置，這種心態顯然仍然存在於當下社會，女人似乎得有個男人才有地位。

沒有男人（或三合會）保障（或依傍）的性工作者，自然也就得不到報章「風月版」的垂青，唯有以最底微的成本，在報章的分類小廣告中呈現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特點、甚至是自己的生存狀態。

「上海波霸」除了是一個誘導消費者的標題之外，背後也是一個新移民被社會排擠的故事，不論是非法居留還是以單程證來港的大陸女性，都會被香港主流社會上一種充滿歧視的目光掃描，內地居民、貧窮者、缺乏高等教育的人，多個身份都是被徹底邊緣化的他者(Others)，香港人把他者形象化，越是突顯出自身的優越性。

報章中的「風月版」、警方的「掃黃行動」、志願機構一廂情願地「拯救少女」，大概都是把性工作扭曲化的尚佳例證，不是嗎？「掃黃行動」中最「震撼人心」的除了是警方不需付費的放蛇行動外，就是性工作者一個跟一個排隊踏上警車的鏡頭，這一幕，是何等的「震撼」！無異於警方去掉了一個「殺人放火」的犯罪集團。此外，很多志願機構經常以「拯救妓女」為己任，讓「逃出火海」的少女親述感受，這一種漠視性工作者主體的陳述，大概也如同在性工作者的身上刺上一刀。

當然，另一派別的女性研究者如Kathleen Barry則大力反對「賣淫」行為，把性工作某程度上等同奴役（註12），並把第三世界的誘拐、欺詐行為與性工作連成一體，明顯的是，這種論述抹煞了性工作者在社會上的功能，只能是一套上線上綱的語調。事實上，社會要去除以男性中心思想，才能體現出女性的自決權，無論是第三世界的少女誘拐又或是性工作者被三合會無理壓榨的事件，都是一套由男性主導的社會風氣所使然。

在此，謹希望這則「上海波霸」廣告是出自性工作者自身的手筆，而不是背後操縱者的強詞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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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Margo St. James在1985參加加拿大安大略利益研究團體主辦的研討會時的發言稿，輯錄於《性/別研究》──《性工作：妓權觀點》專號
註12：The Prostitution of Sexuality, Kathleen Barry

有錢借
人地唔借我借　理賬９３６４ＸＸＸＸ陳生
──《東方日報》，日期：29/11/2004，版面G5，商業欄

不難想像，在這一小格的分類廣告中所描述的借貸活動並非一般主流金融機構的服務，傳媒標籤這類放款活動為「大耳窿」(又或高利貸活動)，但是，何謂高？誰屬低？這個原本應為主觀的標準，卻被香港法例以一種權威論述所釐定：「任何人(不論是否放債人)以超過年息百分之六十的實際利率貸出款項或要約貸出款項，即屬犯罪（註10）」。眾所周知的是，香港的形象，素來由完善的金融業建立而成，在資本主義及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之下，金融機制被塑造成建立私有財富的主要工具，從借貸中再造自己的財產、建立自己的身份及地位。

而且，財富在當下現代化的香港社會上，除了原來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外，原來還有一種象徵價值(symbolic value)，其價值更被都市人普遍性地認同。如此，都市人追求財富，在換取物慾上的歡愉外，還可展示自己的身份，象徵著自我被確定為某一階層。

陳果導演的電影《香港製造》描繪出一種公共屋村中的悲情面貌，高利貸追數人在屋村走廊的牆壁上以血色的符號化大字追問借貸人，確實令人有齒冷的感覺，偏偏，在屋村中的公用電梯之內，佈滿的卻是放數人的宣傳廣告單張，陷阱與刑罰，同時呈現在公共屋村這個環境之內。這就活像一套寄居在公共屋村的森林定律，引誘或是扶助？迫害還是公義？還是，在資本主義下的香港，「欠債還錢」四字就是最擲地有聲的權威性辭令。

在屹立著冰冷的公屋叢林之內，這裡呈現了汰弱留強的森林定律，適者生存。同樣，分類小廣告被用作為社會規範以外的表述空間，這則小廣告可被視作一個補獵者設計的陷阱，同時也成為弱勢動物所期盼的救生艇，兩者看成是相互矛盾，但又兼收並蓄。

高利貸集團作為放款人，從來沒有向借貸人的身份投以歧視目光，放款人以高利率作為利潤，從來不顧借貸人的學歷、年齡、性別、身份、收入、社會地位等。另一則廣告文本如下：

一定借
主婦新移民三行散工綜援失業公務員小販司機自僱人仕各行業每期供數佰無須入息證明無須擔保十五分鐘批核9313XXXX林生理賬
──《東方日報》，日期：29/11/2004，版面G5，商業欄

以上文本正好呈現出社會有關社群身份的迷思，被歧視的弱勢社群在得不到建制保障下，可以怎樣？在另一齣充滿諷刺色彩的香港電影《反收數特遣隊》(導演邱禮濤)中，故事圍繞香港警務人員因樓宇負資產、賭博而欠債，並借高利貸的現實情況，電影以嬉笑鬧哄的手法戲謔社會上的權威者(警務人員)，當放款人公然到警署「追數」，便塑造出荒誕的「誰是弱者？」的身份疑問。在此，我借用Michel Foucault在《瘋狂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精神病史》一書的論述，瘋狂的精神病人與醫生其實處在一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醫生被賦予權力去解釋精神病人的生活，並有權力控制他們的生活。

當身份的解釋權在權力分子之上，當權者往往把社群定性、劃分、制度化及非人性化。這樣的社會就是「人人平等」、「充滿機會」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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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放債人條例 (Money Lenders Ordinance)，第24條

靚床位租
佐敦一流靚裝冷氣熱水24時人少愛整潔綜援佳選全包月租壹仟9377XXXX
──《東方日報》，日期：29/11/2004，版面G4，樓宇租售欄

在消費主義充斥的新世紀，本地銷售大型樓盤的廣告創作中，廣告人擅於創造一個令人神往的想像空間，一個瀰漫理想主義的烏托邦(Utopia)，一種意識形態(Ideology)，所以，法國十九世紀庭園風景會化身成薄扶林樓盤的象徵符號(symbol)，紐約大都會的城市都會想像也會活現在元朗的住宅樓盤廣告之中。處身如此泛濫的後現代符號及象徵想像的當下，看到這則「靚床位租」的小廣告時，感覺就格外孤清。

由1953年平安夜石硤尾寮屋區大火促成徒置屋村，到1976年推出的居者有其屋計劃，殖民地政府的房屋政策一直扮演著扶助弱者的角色，幫助弱勢社群建立自己的家園，然而，在這一套建制政策下受益的人，卻偏偏被制度條文所捆綁，公屋租戶按時申報財產，表明收入在設定之下，這樣，「租公屋→買居屋→買私樓」這個進階（還是壓迫？）模式就仿如一個萬劫不復的魔咒，令原本受惠的公屋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到頭來血汗還是給了滿肚腸肥的地產發展商。

香港電影《樓下閂水喉》(1954)、《一樓十四伙》(1964)等傳統處境喜劇中那包租婆的形像，繼續在1992年電影《籠民》(1992)中呈現，不過，今回片中弱勢社群所對抗的不再是包租公（喬宏飾演的肥姑與籠民同一陣線），反之，對抗的是身份是有如地產發展商的「大業主」。無論是一室多伙還是一床兩籠，弱勢社群的居住環境到頭來還是沒有甚麼改善，政府的政策是把舊屋舊區等住屋問題搬移到新市鎮，某程度上是把問題範圍擴大而非妥善解決。

更不堪的是，另有一群被體制棄諸門外的弱勢社群，他們有來港工作多年而選擇留下的南亞裔人、選擇留港的越南人、非法入境的黑工等等，他們均得不到建制上的承認(recognition)，在社會上找不到發聲渠道，身份面目被模糊化，性格被扭曲，而且，他們更時時刻刻被居住問題所困擾。以下是一則報章新聞：

入境處昨採取代號「突破行動」，在全港大規模打擊黑工，經約12小時、搜查18個目標地點，共拘捕69名懷疑黑工及一名本地僱主。其中在深水一個不足300呎的狹窄簡陋、環境惡劣單位，一舉捕獲16黑工，相信各人以日租20元分租一個碌架床位，在港從事地盤工作。
──《都市日報》，日期：3/12/2004，版面03

300呎的單位，居住了16人，弱勢社群的居住空間可想而知。香港政府由高調的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到變成全港最大的公營房屋的「包租公／婆」，孤立了處身都市邊緣的弱勢社群，把這些沒有固定居所的人描繪出一個野蠻、沒有文化的形像。在一個台灣旅遊網站上有關旅遊香港需知的文本中，我赫然發現以下一段文字(註8)：

雖然香港有令人稱羨的繁榮和低失業率，但仍然有許多人活在社會的邊緣，為了生活而犯罪。這些人當中包括西方國家的遊客，有些人身無分文的來到香港，而且無法工作。住在青年旅館中的外國人行李被室友洗劫一空的案例不時發生，所以必須多小心自己的行李，尤其在與他人合宿時。

政治不正確也好，對號入座也好，腦海中閃現的，是樓齡47年的重慶大廈，屹立在熙來攘往的彌敦道上，大廈內有數不清的小旅館、小旅舍，當中的包租公、包租婆中有中國籍的、南亞裔的、也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在沒有特定的連繫，把一幢被遺棄的樓宇改造，塑造出一個令少數族裔重獲群族認同(Ethnic Identity)的空間，大廈之內更有兩間專服務少數族裔的機構——Inner City Mission（ICM） 和勵行會，提供免費早餐、午餐服務，減輕他們經濟壓力，鼓勵他們積極工作來應付晚餐（註9）。

當重慶大廈被主流傳媒打造成社會上的罪惡蘊藏，又或被當權者簡單符號化成香港多元文化的表徵時，當中我更感關注的，是弱勢社群在這個地方上重新得到身份認同，得到一種自我(Self)的肯定。

事實上，我相信每一格有關「出租房間／床位」的分類小廣告中，廣告主(即包租人)都肩負了空間再造的使命（這就如《籠民》一片中喬宏飾演肥姑的角色），讓那些被邊緣化的人重新確立身份，讓社會重新認同這個「有瓦遮頭」的人，包租人的出現，正好把被逐出社會的人拉回邊緣，讓這弱勢得以用「生存」作為對抗社會的招數(T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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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 台灣康福旅行社網站，http://www.colatour.com.tw/top05a42.asp
註9： 《城市畫報》，2004年8月號

招聘清潔
男女工多名灣仔及西環區工作全職兼職請電：６３３１ｘｘｘｘ馮生洽
──《東方日報》，2004年12月2日，版面A47，聘請欄

這是一則典型的分類小廣告，所謂「典型」，是因為翻閱每天報章的分類小廣告，不難發現在「聘請欄」的廣告數目最多，佔了約五成(註5)，而且，這則分類小廣告完全合乎報館所列明的要求──大字四個．小字三十一個，每天廣告費用80元正(《東方日報》)，明碼實價，並無折扣優惠。此外，「聘請清潔」的廣告數目在「聘請欄」中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當然名列前茅的還有「聘請文員」、「聘請司機」、「聘請跟車」等。

沒有額外的花邊圖像，也沒有任何修飾效果，廣告主人以最直接的文字論述，呈現最簡潔清楚的訊息，打破了現今借用符號圖像的廣告慣例，同時，相比起刊登在其他報紙、篇幅較大的招聘廣告，這裡所缺少的，是描寫員工權益的文句，在這裡，我選取同一星期，刊登在《南華早報》的一個招聘廣告(註6)，內容是畢馬威國際會計公司聘請 Regulatory Services Professional及Securities Regulatory Assistant Manager，廣告篇幅佔1/4個版位（約178毫米x 238毫米），刊登一次費用約達港幣3,000至5,000元，視乎個別優惠折扣。在畢馬威國際會計公司招聘廣告底部的顯著位置列明以下幾句：

We offer successful candidates an attractive remuneration package, excellent career prospect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a dynamic and exciting environment.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used for recruitment purposes only.

大家不難發現，在同一份報刊 (《南華早報》)中其他的聘請廣告也有類似以上的字句，目的顯然是吸引應徵者，以及保障應徵者的權益。可惜，在中文報章中的「分類小廣告」中難以找到類似的字句，莫非，作為清潔員就無需具吸引力的薪酬組合，也無需優良的工作前境嗎？就連保障個人資料這種最基本的作為公民的權利，在「分類小廣告」中也可以置之不理。

也在同一星期內，我發現了報章上有關長洲清潔工人被剋扣工資的報導（註7），清潔工人原本月薪 4,500元薪金，卻被承辦商扣起每日一小時用膳時間的工資，每人每月因此被削達600元工資。情況竟然與一百五十多年前馬克思論述中，資本家靠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獲取利潤的說法不謀而合，這種過時的、近乎奴僕制度的剝削事件，竟然發生在香港特區政府權力系統下食物環境生署的外判工程中，令人聯想到的是，連政府部門都無心監察，私人機構下的清潔工人待遇肯定更加不堪。

如此，在這一則分類小廣告中所呈現的，並非弱勢社群自我抗爭的話語，反而是展示了資本家無理欺壓，在資本家的想像世界中，清潔工人都無需適當的配套福利、工作前景、甚至是合理工資、私隱保障，清潔工人(或是代聘的清潔工人)必需在這個10毫米闊的小方塊內尋找自身的工作想像，而這想像就只有「灣仔及西環區」、「全職兼職」而已。

而自1995年7月起，香港政府制定《性別歧視條例》並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
致力提倡性別、年齡及殘疾平等機會，對含有歧視成分的招聘廣告採取法律行動。事實上，條例成立而來，招聘廣告中再沒有出現「男／女」、「體健」、「口齒伶俐」、「五官端正」等字句，但當社會上存在本質上的歧視，甚至連應徵者也把傳統設定的男、女形象內在化，這樣，條例下的平等觀念只是統治者的主觀意願，而實際上的「平等」卻是被扭曲、支解的，或者說成是把「人人平等」的價值觀轉化成言辭上的政治(Politics of Words)。故此翻閱現今的招聘小廣告，仍會發現「儀表出眾」、「口才出眾」、「體力良好」等字句(官方解讀當中詞句只涉及的是技能，不存在歧視)，更甚的有夜總會「招聘伴唱、侍應及公主」的廣告字眼，甚麼是「公主」呢？廣告主人會解作為「公關主任，男女均可」的簡稱，大家對此又可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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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 同日(2/12/2004)《東方日報》中，分類廣告篇幅約5版，有關聘請的廣告約佔2版半。
註6： 《南華早報》，2004年11月27日，Classified Post，第四頁
註7： 《蘋果日報》，2004年11月28日，A06

──作為弱勢社群的呈現

前言
在普遍的觀念中，香港人不愛閱讀。在公共場所中鮮有見到拿著書本閱讀的人，就算是通俗小說、散文、實用性書目，一般在香港的發行量也不過是數百至數千本，相對在一個超過700萬人口居住的城市，閱讀比率似乎很低，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此地的閱讀風氣早已存在，原因是香港報章的數目繁多，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資料顯示，現時註冊的香港報章中，中文有29份，英文12份，雙語 7份，其他語言 5份(註1)，單計算流通量最高的《東方日報》(註2)及《蘋果日報》（註3），每日銷量達數十萬份，估計讀者人數達三至四百萬。

由此推斷，香港主流報章的讀者層面很廣泛，無論是富貴或貧窮、白領或藍領、兒童、少年、中年又或老年人，都會有閱讀報章的興趣（又或者說是「對閱報活動不存在抗拒」），如此，各大小報社老總也因應需求，設計出不同的專題版面以供讀者選擇，校園版、社會服務版、長者版、親子版等等應運而生，但在編輯主導的內容版面之外，大部份報章至今仍保留了設計傳統的「分類小廣告」版面。

分類廣告在報章中的弱勢地位
所謂「分類小廣告」，就是把一些所佔版位細小的廣告集中並分門別類，填滿在報章各版位的空間，「分類小廣告」的出處自古老的手作排板技術，利用一條小木方塊以橫排拼合出34格分類小廣告，而每一版則由上而下組合成18條(俗稱為「欄」)的小木方塊(後因電腦排版製作之故，部分報章改為20欄)，由於這類廣告的佔用空間細小，又可隨意組合，對排板員（傳統稱為「拼版師傅」）來說可說是最佳的廣告，方便用來填滿內容不足的版面，令版面顯得更為整齊有序。當然，對報社老闆而言，廣告也是報紙的生存命脈，一格小小長方格（約27毫米 x 10毫米，因不同報章而定）的單日廣告費用雖然只是由港幣43元（《文匯報》）至港幣80元（《東方日報》）不等，但據資深報人馬松柏所述「小廣告還收取現金，又沒有折扣，比其刊登大幅廣告既有折扣，又要幾個月結數，連銀行利息也蝕掉，做小廣告生意化算得多」(註4)。

話雖如此，綜觀當下的中文報章，分類小廣告卻一直得不到重視，它們大部分都被編排在報章中較後篇幅的位置（即俗稱「C、D、E疊或以後」），時而放在被人歧視的風月版面之下，時而放在教人遺忘的環球趣聞版旁邊，浮游不定，猶如社會上的弱勢社群，被迫遷，被排擠，被隱藏。或者是兩者地位相近的緣故，社會上有不少被人忽視的社群，透過這些分類小廣告的版位，接收、發放或宣傳訊息，作為佔領主流媒體中的一點空間。

往後章節，我嘗試強行借用Michel de Certeau 等人提倡的 Everyday Life Practice 或 Cultural Resistance 理論，以報章的分類小廣告版面作為日常生活政治中的呈現（present），以便閱讀及透視存在於香港的弱勢社群。以下，我會從廣告文本解讀，看清楚這些廣告主(Advertisers)及讀者(Readers)身處的社會狀況，以及探索背後的社群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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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香港貿易發展局，貿易網資料，2004年5月6日更新
註2： 據《東方日報》公佈的獨立會計師核實資料，於2004 年5 月5 日，單日實銷數量為536,614份
註3： HKABC統計，2004年1月1日至6月30日核實每日平均銷量為347,379份
註4： 《香港報壇回憶錄》，P167，馬松柏著

因為「金子」，所以找來了《原罪犯》，回看這部被友人說成是上年度公映電影中最重要的作品，當然，也有人不屑，誇張手法、血淋極致的手段肯定不是人人喜歡。我算前者，算是喜愛，從今，記憶體中的韓國導演名字除了金基德，還有朴贊郁。

「復仇」是要寫出復仇的前因。我以為被囚禁的吳大秀要復仇，便不滿電影開初的詭異場面令人看得不甚暢快，空有問號，看不出吳大秀的痛苦，只得浮誇暴力，裝模作樣，卻原來，被騙了，片末才是正印，痛苦還可以再深，暴力也可以更狠。

「復仇」的原來不是吳大秀，他是仇人，電影扭拎地說出前因，結構交錯，已經令觀眾無從質疑，電影文本其實不是出色，卻發現導演對影像語言的手段高明，美術、燈光、攝影、剪接，豐富想像拼湊出一部後現代之作，非線性的描述流麗地展開，重點情慾場面拍出了原始慾念，最後歇斯底里的場口也真是震撼迫人。

我話過我弄不明暴力美學，但卻難得看出了暴力所帶來的電影張力，一場接一場，由看得烏眉瞌睡到看到透不到氣，原來看電影是可以令人心情悸動、打震發毛，久久不能平伏，也嚇得我淡忘了電影開初的作狀建構。

《知識分子論》易讀易吞，確有有令人追讀的欲望，漸漸發覺，「學術野」未必一定難搞難懂，放開一點，實在勝過睇幾本「扭拎」小說。

有無發覺，香港人都不愛自認為知識分子的，彷彿活在香港的人，最應當做股票抄家、大業主、小老版、教授、講師、大班、議員等，「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原來連少少名譽、虛榮都沾不上。或者，即時聯想就只有「監獄」與「流亡」。

Edward Said鼓勵教授、講師介入政治，偏偏香港學術圈子就是物慾戰場上最安逸的象牙堡壘，政治在香港的所指不是街頭叫罵莽漢，就是私利黑金的污煙漳氣，倒頭來，商界名人卻是大搖大擺，走入政治，走入決策，出廣告，上電視，明幫暗戰，無有怕！這一點，有勝過象牙人物之處。

閒話多句，好奇怪徐詠璇近日在《信報》的專欄，風格口味越來越「古怪」，是在深宮困得太久，還是看破了世俗政治的污垢呢！我想，原來保持頭腦清醒並不容易，尤其所處大環境有所改變，四周無形壓力咄咄逼人，假如連講連寫的機會與意欲都欠奉，點算！

Edward Said的書本是值得一讀再讀的，永遠放在最當眼處，提醒自己，驚醒自己，建構自己，似我的錄影櫃中的希治閣、寇比力克與大衛連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