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pshot 快拍

以為呂大樂教授又來數據分析、理論大匯，但這次無，書中文章都出自報章評論，通俗淺白得很，呂教授帶著幾分悲嘆感性，感覺動人。

前言很好：

「相對於很多教育界同業、推動教育改革的高官和社會賢達來說，到目前為止我比他們對香港教育制度更有信心，儘管這制度每天都在變化。我經常說：我交出了人質，參加了試驗。批評香港教育制度，我絕不是拿人家的孩子來做實驗、開玩笑。對於當前教育的種種，很埋身，很痛。」

對。每一個人都是家長，書本名目未必是作者罵人，同時也是自我檢討，文章說出某些家長的過份賣力，也呈現著另一些家長的無能為力。

很喜歡這書，也很愛儲書，一櫃子的。但，一看完這書，我就把這書轉送別人，一位家長，也是教育工作者，好想文章成為接力棒，一個交一個，改變更多人的觀念，釋放更多人的不安。

惟一不好，是「進一步」，要買他們的舊作，總是累了腿，要跑很多間書店。

走入傳媒工作，很容易墮進一種「理所當然」的狀態，會考放榜「理所當然」要訪問十優生，財經展望「理所當然」訪問曾淵滄、鄧聲興，越來越多「理所當然」，越來越少抽身思考，看James Fallows的《解讀媒體迷思》 (Breaking The News) 算是一種洗禮，也可挪用來解釋香港傳媒越來越神憎鬼厭的因由。

媒體須要明星，也須要血腥與衝突，把事件放上頭條，搞來三兩天的語言批判與挑釁，過後又是風平浪靜，好讓另一血戰登場上映，老實講，似娛聞，更似暴力，狗咬人又好，鋁窗飛墮又好，紅火蟻也好，原來都可以小事化大，大事突然化無。一如我阿媽話齋：「乜香港亂成咁！」

可能要歸咎全球化下的惡果，又或賴帳認為是市場化下的必然，但當媒體越來越走向小報形式，花心思的評論及報導就真是買少見少，James Fallows描繪美國傳媒左右著民主進程，揭開面紗後都是利益轇輵與衝突。

當下的記者，是否只期望自己變成新聞之星？還是以賣紙為先？

究竟，仲有無人在追求真相呢？

曾經為娛樂潮流雜誌聘記者，年輕出版人對我斥責：「你太不懂得如何揀人！」意思是我不懂揀選一些適合的記者，坦白講，他或許「對」，因為我請來的人，工作一個月後已意興闌珊，離開機構，輾轉間，現在他應該於澳洲攻讀博士課程，或許已記不起曾經在這個機構工作。

說回那位出版人，他叮囑我應該選擇一些樣子「蠢」一點的，沒有學歷，沒有經驗的人，我不依，因為不太喜歡「湊新人」，當然，最後我在這機構也只工作了幾個月，相信，出版人也會同樣罵一下聘請我的那位總編輯，同一番話，同一語氣。

未做過潮流雜誌的，未必會明白潮流雜誌內的另類文化。

回想我初入行，我走到娛樂潮流雜誌見工，兩次。第一次，朋友推波與採主約見，我想當「編輯」，採主請我吃了一個麥當勞套餐，花了一個小時，在銅鑼灣最旺的麥當勞店中努力遊說我做「狗仔隊」，說雜誌須要「生面口」，說狗仔隊上位最快、最有前途，還說編輯只是打雜，無前途云云。

第二次，若干年後，同一集團，也是見「編輯」一職，今回面試，在傳媒大樓，正規了一點，但年輕採主打量我過後，一開口是問我：「你有沒有買新款Jordan球鞋？有沒有收集甚麼東西？」這時這刻，我有少少啞口，心裡想著買球鞋與編輯工作的關係，同時，我又猶疑應否回答一句：「我儲郵票，又儲希治閣及杜魯福的錄影帶架！」我相信，這不是他需要的答案，唯有，唯唯諾諾......跟著，他繼續問一些我不太想回答的問題，提了很多品牌的名字，我苦了口臉，這份工，最後也見不成。

我或許與「潮流」無緣，我甚至覺得追買BabyG、Jordan球鞋、SpeedMaster的低收入年青人有點愚昧，及後，我走回娛樂雜誌工作都是因朋友介紹，不情不願，工作也不長。

這些往事，一去不返，現在是一笑置之。

所謂潮流雜誌內的文化，除了是「彈性上班、無得下班」的非人性工作時間外，更惹人厭的其實是一種對消費物的膜拜精神，任何人把「潮」物著上身，就以一種高人一等的地位身份去說話、去群集，小圈子的，排拒他人，從來沒有人理會這位「潮」人是否明白產品背後的精神文化與歷史故事。這樣，很煩，我潮不來。

有時，「聰明」一點的雜誌「潮」人會懂得把玩潮流工業，與商舖、代理合謀營造一個美麗的潮流故事，讓讀者去追、去捧，雜誌人毫不臉紅地收取回佣外快，不太「聰明」的「跟潮人士」就白白奉獻每月的薪金去穿、去戴、去玩。最後，若干年後，潮流雜誌的出版人或總編輯又會以再低一點的薪金請來另一批看似「蠢」一點的人，充當記者與編輯，讓這個獨特文化無止境地承傳下去。

這種潮流，很反智，很毒。但奇怪的是在圈內工作的人，願意繼續「潮」下去。

──由1994年《豁達音樂誌向》開始

前言
揀選《Quotables豁達音樂誌向》（下簡稱《豁達音樂誌向》》）這本雜誌作為研究對像的原因其實是出於「一時衝動」，然而，衝動未必是壞事，尤其衝動的背後也有因由，因為當年這本雜誌給我的強烈特殊感覺，因為這本雜誌的獨特資金背景，也因為這本雜誌的另類包裝設計，這些原故，大概也值得我如此衝動行事。

但是，衝動始終是衝動，衝動在於我沒有深思熟慮，沒有真正問問自己幾個關鍵問題，包括：究竟我有沒有能力在這段有限的時間發掘雜誌的背景資料？究竟我有沒有能力在這限期前接觸到關鍵的被訪者？究竟觀看本文的人對這本只出版過25期的雜誌有沒有興趣？這類問題，越想越煩，越想越遠，我還是不去追問好了。以下，就是我在三個星期內所能做到的，訪問了雜誌主編馮禮慈，用ICQ與三數位不太相熟的朋友（作為雜誌讀者）對話，等等。以下寫成的，未必是事實的全部，或只是我當下相信的實情，如有不足不滿，煩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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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聽blues或heavy metal或country music的人，所持的理由是它們「首首都一樣」。不喜歡玩Hi-Fi、攝影或靚車的人，理由是這些玩意「o徙錢」。
　　但愛聽blues的人一定可以告訴你blues不是「首首都一樣」的；而愛玩Hi-Fi的人也一定可以告訴你玩Hi-Fi並不o徙錢，反而很有意義。
　　他們都可以指出：不喜歡這些東西的人，其實根本「不了解」這些東西。

──　馮禮慈．不喜歡的理由
收錄《不是甚麼哲目》散文集（註1）

我原先以為，《豁達音樂誌向》不是另類雜誌，A4紙度、有商業廣告、有業務發展專員、在各大書報攤有售，兼有商業電台作為幕後老闆，怎說得上是「另類」呢？不過，在十一年的光景過後，在我為這篇報告作資料搜集期間，我發現身邊所有朋友、同事、同學等，對這本雜誌都是沒有太深刻的印象，絕大部分人對這本雜誌更是聞所未聞。如此，就算說不上是「另類」，也一定不是「主流」吧。

好吧！且讓我先說《豁達音樂誌向》底蘊，好讓閱讀本文的人了解箇中脈絡：

豁達音樂
說雜誌，又不得不先說商業電台的一個節目──《豁達音樂天空》，時為1993年，商業電台第二台創立了這個新節目，由陳輝虹、黃志淙、梁兆輝任節目主持人（當年的說法應是「唱片騎師」），主力播放外國流行曲，包羅地上的主流流行曲及地下的非主流流行曲。

「這時，節目受歡迎，但作為商業營運的電台，受歡迎並不一定獲得廣告商，如此，電台高層認為既然這個音樂節目能開拓出一個新的群族，應該嘗試把節目邁向多元化，假如能出版一本定期刊物，一來可為節目作宣傳，也可賺取額外的雜誌廣告費用，而且，也似乎有廣告商看上這個另類群族，認為他們具消費力，有意成為雜誌的一個主力贊助商。」（馮禮慈）

在1994年8月5日，《豁達音樂誌向》正式出版，以雙周刊形式發行，主力報導及評論外國流行音樂，然而，奇怪的是，雜誌同時採用了免費派發及零售的方法，在指定的18個地方免費派發（包括影視店、Loft百貨店、唱片店、獨立音樂演奏室等），同時也在地利店及報攤發售，售價HK$18。

這雙管齊下的方法，確實為雜誌帶來一個不俗的銷量。「發行量都幾大，大約萬多本，比起同類雜誌的銷售高得多。」（馮禮慈）

在創刊時，《豁達音樂誌向》已擁有完善的幕後班底，馮禮慈被商台聘任為雜誌總編輯，另請了一名副編輯王子翹、一名美術總監夏永康、兩位美術設計員、一名業務發展員、一名市場營業總監及兩名廣告經理，而三名當紅唱片騎師黃志淙、梁兆輝及陳輝虹則兼任特約編輯，為雜誌提供稿件。

締造非主流之聲
這樣的編採及製作組合，說來可謂是「人強馬壯」，尤其當年馮禮慈已經深具出版經驗，多年來不停撰寫中西流行音樂評論，音樂知識廣博，懂搖滾樂、流行曲、爵士樂、甚至中樂等，他的文章經常發表於多份香港報章雜誌，並曾創辦及主編《Top純音樂》雜誌。

「當時商台找我，也沒有太多掣肘，只依照我的一貫做法去製作《豁達音樂誌向》，於我，是專注於編輯部分，對這盤生意怎樣運作也不太清楚。」（馮禮慈）

也許就是商業電台的「編輯自主」風格，令《豁達音樂誌向》保持著另類雜誌的味覺與視覺，雖然在第一期的「editor's notes」中，馮禮慈寫著「中文歌也會有，只要真是出色的中文唱片或中文歌手，我們一樣會講。」（註2），但是在雜誌中的多類型的外國音樂及社會專題，都似乎是有別於主流中文音樂雜誌，其中包括「分析廿五周年胡士托音樂會」(第一期)、「大麻應否非刑事化？」(第三期)、「樂勢力在大專」(第七期)等等，這些，對主流音樂或娛樂雜誌來說，都屬冷門題材。

另類不另類？商業不商業？
「我們確實做了一些題目，是主流媒體不會做的，但我們不是要突破甚麼，只是覺得有需要，就做。」（馮禮慈）

1994年的時候，互聯網還未普及，也因為廣播條例，另類媒體很難佔據大氣電波及電視廣播，如此，印刷刊物可謂最主要的發聲空間。《豁達音樂誌向》沒有標榜「另類」，但也嘗試加入更多的互動空間，作為與電台聽眾、雜誌讀者的溝通渠道，例如設立的「Letters」欄目，也例如在「大麻應否合法化？」這一專題中訪問了12位音樂製作人及歌手(專題的小題為「由 High Society 到草根階層的意見」)，就一個社會議題表達不同階層中不同人物的看法，並詳細列大麻在全球多個國家如何被合法使用，這些，主流音樂或娛樂雜誌不做的，《豁達音樂誌向》都做了。

事實上，從生產的流程去看，雜誌與一般的娛樂雜誌沒有明顯區別。只是雜誌選用了較具質感的書紙代替粉紙（註：很多廣告客戶較喜歡在粉紙刊物刊登商品廣告，以徒有鮮明產品色彩及形像，反之，對偏黃的書紙出版的刊物則甚為抗拒），然而，憑著雜誌編輯的一種直覺，例如他們認為「大麻合法化」這一議題很貼身，又或認為「胡士托音樂節」的背後精神很重要，這些想法創造了一種具有特殊的視點及角度，直接讓讀者接受到一些主流雜誌不會提供的資訊、意識形態及價值判斷。

至於發行方面，正如前文所述，《豁達音樂誌向》採用了非普遍的方法（免費及收費同時發行），雖然這可能出於作為宣傳電台節目的手段，但當中卻蘊含了反對版權的另類雜誌的特徵，讓資訊能傳遞到沒有消費能力的讀者手中，製造出平等的閱讀權利，這一方面，對香港雜誌來說可謂非常罕見，因為香港市場細少，而且高度城市化，一旦在某處免費派發，報攤所能銷售的雜誌數目必然大受影響，尤其是對這種不依賴徵集大量商業廣告作為主要營運經費的，銷售數目越少，就越難維持經營下去，《豁達音樂誌向》能如此發行，是具勇氣的表現，也符合了Chris Atton所形容另類媒體除了依賴批發商外，也透過非發行或零售刊物為主要功能的中介處所構成的另類公眾空間（即影視店、唱片店、Loft百貨及獨立音樂演奏室等）（註3）。

在財政的支持上，《豁達音樂誌向》無疑是幸運的（就始創的階段而言），因為總編輯根本無需憂心財務上的運作，一旦編採人手確定了，大家就跟著總編輯方向做，一期接著一期，編輯沒有去遷就市場而改變編輯方向，行政也不干預，廣告客戶也沒有特別要求。這方面，雖然無法得到商業電台證實在每期扣除廣告及零售收入後仍要額外支付製作成本，但綜觀雜誌的銷量及廣告量，實在難以抵銷製作及發行雜誌的成本，相信商業電台在這此提供了一定的開支。

「可能大家已有默契，這類雜誌都是很難生存的，有廣告商、有贊助就得，無贊助及廣告的話，也不太可能生存下去。」（馮禮慈）事實上，據馮禮慈的了解，雜誌於1995年中發刊至第25期停刊時，主因是原先預計的主要贊助商表明不會提供贊助，廣告量也沒有增多，商業電台就要求停刊，大家也平靜地結束，沒有任何爭拗。

一場運動的誕生
然而，我相信《豁達音樂誌向》不只是一個個體，不只是一件獨立的文化產品，它實際上更似一場運動，先有電台節目《豁達音樂天空》，配合由馮禮慈領導編輯的這本雜誌，同時，商業電台更積極推出連串支持獨立音樂的活動，這兩年間，商業電台協力主辦了很多不同的獨立音樂匯演。據著名音樂評論人黃志華於《九十年代　回顧前半　展望後半》一文中，形容「來到94年，商台策劃『豁達』運動，似乎要加速收編非主流音樂，是年夏天搞了《樂壇力大閱Band》，冬天也更搞了一個《搖滾中國劫力》，何勇的『小丑』言論（筆者註：內地音樂人何勇批評本地流行曲四大天王是小丑），震撼香港的娛樂傳媒。」（註：4）

此外，《豁達音樂誌向》的停刊並沒有完全終止這場運動，因為在雜誌與電台節目盛行時期喚起了很多本地獨立樂隊，讓更多人接觸到另類音樂，當中樂隊包括Anodize、AMK、Huh....?!、以及一些更新更年青的大專樂隊，明顯的是，這些樂隊雖然是由香港人作為樂手，但樂隊的音樂風格卻有別於主流的粵語流行曲，曲風都是深受外國另類音樂所影響，這方面，電台節目《豁達音樂天空》及雜誌《豁達音樂誌向》都可謂是合謀份子之一，引入外國音樂文化，為粵語流行曲帶來新思路，功不可沒。

「當時，外國及另類唱片的銷量確實高了很多，很商業的，電台一播，雜誌一出，唱片就熱賣起來，整個外國音樂圈子也熱起來。」（馮禮慈）

可惜，樂隊潮的出現沒有帶來延續雜誌的希望，唱片熱賣也不一定會換來相對的廣告收入，最終，因為商業電台找不到一家主力的贊助商，廣告及雜誌零售量也沒有太大進展，更甚的，是商業電台第二台於95年宣布在流行音樂節目中只播放本地原創音樂，這雖然造就了大量原創作品湧現，但也似是電台離棄外國音樂的先兆。正如馮禮慈在訪問中對我說：「這時結束是很自然的事，連電台都不再推廣外國音樂，就只有結束，沒有太多遺憾，也沒有應該不應該。」

外國音樂的他者角色
事實上，始自八十年代的香港，彩色電視迅間普及，令電視劇深入民心，一批又一批的電視劇主題曲大行其道，造就了八十年代的粵語流行曲佔據主流傳媒的現象。當時，電視台又推出歌唱及綜藝節目，大力推動粵語流行曲的普及化，如此，外國音樂節目只能作為被排除在黃金時段外的「另類」節目，這與六、七十年代外語歌曲主導香港媒介的情況大相逕庭。

而且自八十年代起，粵語流行樂壇逐漸注重包裝，加上紅磡香港體育館的啟用，掀起了大型演唱會的熱潮，同時間，卡拉OK潮流在八十年代中由日本引入香港，令歌迷注重視覺效果多於聽覺功能，帶起香港青年男女歌手的熱潮，而且也令任何歌迷均可照著歌詞演唱（註5）。這樣，粵語歌曲以香港大部份人的「母語」演繹，自然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本地樂壇蓬勃發展，迫使外國音樂只能佔據邊緣位置。電台節目《豁達音樂天空》在九十年代中的出現成為異數，也突顯出隨後《豁達音樂誌向》這本雜誌的重要性，但可惜，外國音樂置身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處身在粵語流行曲作為主流風潮中，外國音樂無可避免地被視為「反主流文化」，生硬地被貫入了一種反叛的意識形態，未能與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扣連起來，而且，當時夾雜了香港回歸情意，社會正蘊釀在一股香港「自我」意識，在這裡，似乎又不得不正面探討「他者」課題，而這種香港的「自我」意識，在有意無意間就是建基在對「他者」的歸類與排斥。

另類雜誌的生存空間
馮禮慈在訪問中形容：「只有主流傳媒推廣，才能得到注意，得到普及，個別一本半本雜誌，實在做不了甚麼。」

如此，我在想，外國音樂對比於粵語流行曲，另類雜誌對比主流雜誌，外國音樂與另類音樂雜誌是否存在於一個相似的空間？同樣被排斥，被抗拒，又或者是被過早編入了一個類似Pierre Bourdieu所論述的階級的美學分類系統之中（註6），被定位，被階級化，外國音樂成為只是少數受西方文化薰陶的另類少年所擁戴的。

其實，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曾接觸過幾位朋友，他們都是外國音樂的愛好者，聽音樂的類型很雜、很廣，也喜愛近似於《豁達音樂誌向》中所著重報導的外國另類音樂類型，我認真的訪問了其中兩位，問他們對雜誌的印象，第一位答：「沒有聽過《豁達音樂誌向》，只聽過那時的電台節目（所指的是《豁達音樂天空》），幾好聽，但我都不看中文的音樂雜誌的。」另一位則答：「看過，應該買了一、兩期，沒有印象，但音樂評論都寫得很偏見，我情願看日文或外國的音樂雜誌，或者是一般（意指主流）的中文雜誌，看看有甚麼新唱片出版就是，聽音樂，不需太多評論。」

我察覺到的，是這兩位歌迷原來都不太熱中閱讀以中文撰寫的音樂評論文章，加上這類著重外國音樂的另類雜誌，觀念上是偏頗的，存有偏見的，沒有太多實際資訊的。反之，主流的報章雜誌，憑藉著雄厚財才與資源，大部分都標榜綜合性娛樂，雖然往往只有兩、三版外國音樂資訊，但都被認為較「抵看」（即以同等價錢可得更多資訊），而在討論這類集齊本地與外國娛樂、電影、音樂等消息的綜合雜誌時，讀者似乎都只求資訊的數量，卻少有以文章質量作為評論或選購的標準，對比起《豁達音樂誌向》這類專門雜誌，一般讀者、甚至樂迷原來都會嗤之以鼻，視之為「冷門」、「偏見」、「太另類」了，那管他們原來未曾認真細閱過當中文章。

原來，外國音樂唱片的銷量有賴主流傳媒的宣傳推廣，連報導外國音樂的另類雜誌都得依賴主流傳媒的資助才能生存，這樣的空間究竟是否太少、太窄呢？

「音樂雜誌很難做，一個主流傳媒無必要去做，他們以賺錢為目標，無必要去宣傳另類音樂，斷不能質問TVB賺了這麼多錢，就說TVB應該推廣另類音樂麻。」（馮禮慈）

也許，另類雜誌的出現與生存也必需依賴背後的「有心人」，而這個有心人必須有出錢出力的本領，才能成事。但馮禮慈指出：「其實做雜誌又好，做音樂都好，根本無需要太多比較，你幾個朋友搞一些出版，又得，又可以在很多地方派發，無乜必要把這類刊物與《壹周刊》的銷量相比。又正如，你玩另類音樂的，要賣三、五百張，無乜問題，只是你想有容祖兒咁紅，那是你想錯了，無謂比較。」他補充，外國的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的銷量也是差天共地的，另類唱片與主流唱片的也是兩個世界。

推論之下，我察覺到原來是香港物質生活太盛，大部份人都追求改善物質生活，目標永遠都以消費的多寡來決定高下，這種內化的消費生活氛圍下，很難有人願意長期出版一份銷量很少（儘管質量可能很高）的產品。

「花心機，花時間，最後無乜人睇，在香港，很難有維持下去的理由，我不清高，我就算有錢，也情願看多一本書，聽多一隻唱片，點解要花時間搞一本『無乜人睇』的音樂雜誌。」（馮禮慈）

以上說話，我認為略有幾分自嘲味道，但是，事實如此，似乎我們就連怪責主流媒體的藉口都欠奉，香港的消費主導力量之強勁，間接只容得下主流雜誌及音樂的出現，其他的，另類的，當然可以繼續生存，但卻很難有力扭轉這個消費主導的香港市場，很難突然走出一大群忠心的讀者、忠心的樂迷。

總結
做了幾個訪問，寫了以上幾千字，我以為自己解開了一些疑問，但又彷彿甚麼都未有解決到。我反問自己以下問題：

一、 我是否已知道《豁達音樂誌向》停刊的主因呢？是，我知道了。
二、 我是否已了解到另類雜誌在香港市場所面對的困難呢？是，我又似乎知道。
三、 我是否明白到主流媒體在推動另類文化（無論是音樂或雜誌）的重要性呢？對，這個我多了一層體會，角色重要，雖然不能說成是「責無旁貸」。

問題似乎解決了很多，不過，出路呢？真的有一條出路嗎？還是只能眼白白看一個又一個的「有心人」失敗而回，意興闌珊。借用被訪者馮禮慈的論調，我應該是被困在一種追求比較的困局之下，仍然來回踱步，走不出來。換回話說，與其說《豁達音樂誌向》停刊了，為甚麼我不說《豁達音樂誌向》在94、95年曾經獲得了很多，曾經發揮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功能呢。

也許，天空傳來的樂聲，從來都是存在的，從未消失間斷過，這原來只在乎我們有沒有留心去聽，有沒有去真正了解。

註　釋 
1. 《不是甚麼哲目》，馮禮慈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5
2. 《Quotables 豁達音樂誌向》，創刊號，商台出版有限公司，5-8-1994 
3. 《Alternative Media》，Chris Atton，SAGE Publications，2002
4. 《正視音樂》，黃志華著，無印良本出版，1996
5.  香港的流行音樂，梁寶耳著，編錄於《香港音樂發展概論》，朱瑞冰主編，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9
6. The Aesthetic Sense as the Sense of Distinction, Pierre Bourdieu, "The Consumer Society Reader", Juliet B. Schor and Douglas B. Holt ed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其他參考書籍
1. 《音樂深情》，黃志淙，雅典文庫出版，1991
2. 《流行音樂的文化》Cultures of Popular Music，Andy Bennett著，孫憶南譯，書林出版，2004
3.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Unwin Hyman, 1980

全球化下的電影工業相當彆扭，拼湊組合，難以預期，Rob Marshall走到日本拍藝伎，還找來三位中國籍演員，箇中脈絡，幕前幕後的私情國粹，已經是一套大製作的優秀文本。可惜，此片在美國未能大收，日本影迷又傳來抨擊厲語，連能否在內地大銀幕上映也成疑問，真是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Rob Marshall貫徹他一套的通俗圓滑，把文藝言情拍得生活化、簡約化，前段寫孩童時代的千代尤其感人，小女孩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戲，容易教人動情，惹人垂憐，當然，動情垂憐的前設是觀眾接受小女孩一開口就是英語對白，喊救命時應該是「Help! Help!」之聲。

Rob Marshall的另一專長是電影化下的舞台影像，《芝加哥》算是完美範本，今次找來藝伎實該再展所長，之不過，電影最終原來甚少舞藝片段，只一場高屐演出就似乎有所不足，小百合的魅力誘惑，融合自身身不由己的愛情景觀，總應該有舞台上散發而來，不是單靠VO心聲所傳送吧！

雖然我不太欣賞全片的暗褐色調，但在美國資本、西方鏡頭之下又似是無可避免， 幾個中國籍演員盡力做好本分，卻不一定是盡如人意，鏡頭總落在小百合之上，但深刻的情味似乎都留在鞏俐飾演的初桃之中。

我想，換上是史匹堡親自執導，這段回憶錄好應該變成童年往事，單單集中在小女孩看藝伎的花花世界、扭曲臉容，再配合這個紛亂戰爭的大時代，好應該換來幾滴眼淚，也許會換來幾億票房，哪管它甚麼中國明星充當日本藝伎的叫罵呢！

眼見《King Kong》與《哈利波特：火盃的考驗》在香港各收三、四千萬，香港片商點會唔眼紅流口水，或大罵香港觀眾崇拜霸權，或訴說觀眾強迫他們走回大陸，說真，真是台灣本土電影的歷史翻版。

現時所謂「港產電影」，大概都注入了多重國際身份，內地crew、國際級美術、攝影、音樂班底，加上港商少少投資、總領導演或演員配搭，再說成是「香港出品」實在也不好意思。當然，何地的出品此刻也不太重要，君不見大片參展入獎時會善於挪用「香港」、「中國」、「台灣」的身份，看風駛利，消費身份。

在突破了地域阻隔的同時，真正的本土製作實在已所餘無幾，幾近寒酸，正如Bauman所言，一種以地域的階級分歧已甚為明顯，幾多有家有室的電影二線人員礙於地域之隔，不得不放棄原以為可長相廝守的電影事業，或走到電視台、或走到電台、或走到Production House，這些，算好，有出路。

「國際視野」背負的關鍵詞原來不在乎國語、英語的流利程度，其實重要是「放棄原來」、「背棄土地」的決心，一年走訪內地十多城市，視銀川、西安、寧夏、橫店、懷柔等地為家，這種無敵國際影視人，在這刻的全球化風潮中成為利益者，也是失落者，惟有的，是繼續藐視「生於斯，長於斯」這老土觀念。

香港在國際視野上走得很快，97回歸與金融風暴都成了催化劑，97前還有過一段光采的、為身份尋找的創作期，97後的腳踏實地反而變成魔咒，刻意跑上國際，背後其實放棄了很多原則、很多精神、很多情懷。今天的電影製作，小製作budget小得可憐，大製作「國際視野」亂拼亂湊又甚為嚇人，如此，再講香港電影創作也頓變空話白說，下一回，乾脆談市場吧！

「創意」也未必敵得過「工業」，遑論「農業」、「漁業」了。

劉鎮偉作品的風格是反傳統，只不過，當兩齣《西遊記》上了神檯，點「反」？實在艱難，如是者，《天下無雙》只佈滿了過期情懷，這次《情癲大聖》都是硬掘眼淚，難有感情。

甚至所謂星戰味道，說穿原來都是時光隧道的再延續，導演借語鞭撻當下文化愛情破產，唯獨靠古代精神文明去闖出新局面，之不過，這個故事說來似是無頭無尾，導演留下了很很多未解了謎，繼續與觀眾互動猜謎，譬如阿Sa角色的身細這個關鍵元素，不明，就很難感動了。

雖然電影中的陳柏霖、關智斌、張致恒、梁洛施都不過是曇花一現，但整齣電影以年青演員掛帥，也注定難成大器，或者只能成新世代平面的數碼遊戲畫面，何況，上一回是周星馳、羅家英。我看著導演極力把謝霆鋒塑造成周星馳，但我所想像得的，還是羅家英，畢竟，過去的都是經典了。